记忆中的父亲

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瘦小的个子，一年四季都只穿着一条半搭拉长的裤子，买双解放鞋要穿几个春秋，寒风刺骨的冬天也从未看见他穿过一双袜子。

上世六、七十年代，农村还在实行集体生产制，以记公分的形式给每个劳动力计报酬，父亲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累计下来平均每年共出工三百六十天，是生产队干活最多的人。

父亲干活从不偷懒，别人休息他不休息，也不去指责别人，只是默默地干，犁田打耙的累活脏活队长总是喊他去做，没有一句怨言，不发一句牢骚。夏天到了，生产队看水是个苦差事，因为要不分昼夜地在田坎上巡察，防止泥鳅、黄鳝经常把田埂穿通造成田水流失，也要防止别人故意放水，或小孩好玩放水。蚊虫叮咬没时间睡觉不说，不负责任的人去了看不到水也是枉然，它直接关系到生产队一年的收成。每年都是喊他去，他整天整夜地走在田埂上，每个缺口每个漏洞他都摸的清清楚楚，是远近闻名的老实人。

栽秧时节，等大家起床下田时他已扯好了五十几个秧，队上遇到个别的单活时（没有其他人在场最容易偷懒时），队长总是派他去，只有他才会圆满完成任务，队长才放心。那个年代，偷工减料，出工不出力做天和尚撞天钟只想混公分的大有人在，只有父亲干活不要人监督，人人都喊他老老（即老实人）而真名却没有人叫了。

那年月，农村穷啊，农民累死累活一年到头没有挣到几个钱，干活一天的收入只达到两毛钱，年终结算时劳力多的人家有个几十元的收入，而大部分人家还得补口粮钱，一年的粮食只够半年吃，遇到天灾人祸还要出门讨饭过日子。

我家有六口人，全靠父母挣工分吃饭，那时不准农民自由买卖，也不准出门搞副业抓收入，生活很困难，大半的饭食靠吃包谷、红苕、麦子、高粱。母亲把这些杂粮与白米混在一起煮着来吃，三分之一的米，三分之二的是杂粮，我们多么盼望能吃上白净净的纯大米饭啊！饭熟了，我们几个孩子在饭锅里选啊、翻啊、掀啊，希望把包谷苕颗颗刨到一边去。看着我们的行为，父亲一点也没有责骂我们，反而责备自己是多么的没有本事不能让孩子们吃上白白净净的大米饭，等我们几个不懂事的孩子吃完饭后，父亲才端起碗来吃我们选剩下的饭菜。小孩子天天盼望过年，因为过年有大米饭吃，有新衣服穿，还有一年到头都看不见的肉吃。大年三十的晚上，我们终于吃到香喷喷的腊肉了，家里没钱买鞭炮也没有钱买红纸写对联，只能点几根蜡烛提着灯笼玩一玩却也很开心。

年初一的早上不能吃肉，父亲说是祖上留下来的规矩，没有特别的理由，要吃玉米开汤的颗颗，说是什么纪念，但我们小孩子的心里却是几多的不愿意，但没办法呀！初二的早上吃粉和粑，满打满算过年吃三次肉，母亲把初二晚上吃剩下的肉严严实实地藏起来了，说等下回来客了再吃。我们又是多么希望家里来客呀！一天傍晚，舅舅来了，母亲拿出了过年剩下的肉来招待他，舅舅叫母亲喊我们几个孩子一起吃饭，我发现父亲总是夹小菜吃，从不夹豆腐和肉，舅舅把肉夹到父亲的碗里，但他趁人不注意又悄悄地放回锅里，舅舅一问他总是说吃了吃了。

每年的三四月间，坡上的三月泡红了，颗颗晶莹透亮，父亲用那长满老茧的手打来放到用桐子叶做成的小荷包里带回家来给我们吃，半串子熟了打半串子，羊奶奶红了打羊奶奶，清明过后，白嫩嫩的茶叶泡又大又甜，父亲用藤子把茶叶泡打下来串成一串串的带回家给我们吃。父亲一生中从不打骂我们，只用那诚实、勤劳、俭朴、博爱的行为来教育我们。虽然他的一生只是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但他的点点滴滴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姚绍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