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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铜仁人这样抗战杀敌……

来源:微铜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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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御侮路上的鼓角铮鸣

——铭记铜仁的抗战历史


  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外敌入侵,民族蒙难,国破家亡,神州悲恸。铜仁人民输送青年子弟奔赴抗战前线,并以抗战后方的特有方式,共同谱写了抵御外侮的胜利诗篇。




  76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一天的场景对他们来说依然历历在目……


  同仇敌忾 共赴国难

  抗日救亡彻苍穹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日本逐步推进其吞灭中国的狂妄侵略计划。东北已失,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的召唤下,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开启全民族抗战的征程,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在民族解放的战场上,脚步合着脚步,肩膀靠着肩膀,筑成铁壁铜墙,誓将侵略者在阵前全部埋葬。


  前方枪炮阵阵隆,后方战鼓声声催。铜仁各县纷纷成立各界抗敌后援分会,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劲声音,掀起一阵阵抗日救亡的宣传高潮。1937年9月25日,万山(时为省溪县)各界发表“无论前方后方,责任一样重大。在前方的将士,固属要以一当十,奋勇争先,有进无退,抱定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之决心。然而后方的民众,亦须要积极组织,积极训练,所有民力财力,悉数贡献于国家,同时尤须安定社会,巩固后方”的战斗檄文。铜仁县立即创办《救国之声》,1938年春又成立工人救国会,开始抵制日货,一批青年自发组织成立“抗日战地服务团”。此时,抗日救亡超越了任何个人和家族的私怨恩仇,超越了种族、阶级、阶层及党派、界别、群体之间的界限,彰显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是任何侵略者都感到可怕的强大精神力量。


  铜仁既有一批抗日力量,也有一批救亡力量和教育力量。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继续高举团结抗日的伟大旗帜;曾与工农红军内战的国民革命军将士,怒将民族仇恨的子弹射向东洋鬼子;封建黑暗的黔东社会开始消解,肖次瞻、严竞成、熊大瀛、龚永明等共产党员进行革命拓荒,启发和引导了一大批进步师生和热血青年。抗战初期,中共思南县委的建立,链接了铜仁与贵阳及其他地方党组织的关系,严希纯在“重庆工业合作协会”掩蔽工作,李光庭在黔东南苗乡继薪,一批黔东籍共产党员奔走于各抗日阵地。抗战后方的铜仁,既有如《新江报》《三中电讯》之宣传喉舌,又有抗日研究会、话剧社之进步性组织,还有如沿河“民先队”的抗日夜呼。那些暗中传阅的《新华日报》《大众哲学》《唯物辩证法入门》《铁流》《中和》《焰焰》等进步书刊,启发人们觉悟前进;那些万众公演的《亡国恨》《山河恨》《我觉悟了》《放下你的鞭子》等主题话剧,引起人们慷慨激昂;那些全国传唱的《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码头工人歌》《流亡三部曲》《太行山上》等热血歌曲,成为铜仁天空永不落的生命音符。抗日正义传四海,抗日消息在人群传递,抗日故事在城乡讲述,抗日英雄为世人钦敬。以田伯萍、郑希侠、顾诗灵、薛仲美等为代表的外地共产党员,在黔东以学校为阵地,组织阅读,创办报刊,演出剧目,传递抗日声音,加强与延安、重庆等地的联系,后方铜仁与前方军民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新华日报》特地为石阡女校的抗战捐献之举刊登了“鸣谢启事”。全民族抗战,共讨法西斯,唤醒了一种人民战争的抗战意识。因此,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既为当时社会发展潮流所必然,也为抗战完全胜利的重要法宝。


  阵前杀敌 舍生取义

  仁义传统竖丰碑

  “北风起,满地霜,倭奴日寇逞霸强,杀我同胞占我地方。中华好男儿,哪怕日本小东洋,拿起刀枪上战场,上战场,不杀倭奴不还乡。”在正规战、游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等枪林弹雨中,铜仁子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高昂头颅、立马横刀,不畏强暴、血战到底,以决战决胜之英雄气概,在淞沪、南京、太原、徐州、武汉、随枣、常德等战役中凛然奋战,在平型关、大青山、正太铁路线等地痛击敌人,用血肉之躯阻挡日寇,以鲜血和生命书写了民族大义。


  在正面战场上,苗族“抗日勇将”罗启疆(松桃人),先率国民革命军独立第34旅在常州、无锡一带据守,后率第82师在湖北大冶,湖南平江、浏阳一带阻敌,首次长沙会战后不幸染病,遗恨疆场,被追赠为陆军上将。


  继任师长的欧百川(松桃人),再迎第二、三次长沙会战,由常德神速驰援长沙,受六、九两战区表彰;陈铁所率第85师(铜仁、松桃县人多)随卫立煌第14军调山西,参加了忻口和灵宝战役;柏辉章所率第102师鏖战沙场,虽伤亡惨重,仍整补驱前,在“万家岭大捷”、四战长沙中显英名,熊钦垣(江口县人)于安徽砀山迎战日军劲旅板垣师团,后升任代理师长;何知重所率第103师的618团团长万式炯(铜仁县人),在广济、笔架山、石佛寺迎头击敌,坚守南京最后撤出。还有,活动于万山汞矿的革命武装“黔东省溪纵队”,发动了六七百名青年,在刘洪权、杨宠光的带领下奔赴上海、南京作战,拼杀殆尽,壮烈殉国。在南京沦陷前夕,戴独明(松桃人,共产党员)运送所训芜湖师管区新兵过长江,全部遇难。抗日志士的鲜血浸染了江河,又回流大地母亲的胸膛,激发勇士们继续前进。


  在八路军队伍里,随红二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黔东革命战士,转而奔赴抗日主战场。他们之中,有贺龙神枪手、朱德投弹手之誉的第120师717团“特等射手”石邦智,有曾和白求恩大夫—起救治伤员的120师715团卫生队长陶立功,有晋绥军区卫生部指导员池恒昌,有在大青山抗敌的张献伯,有在冀鲁豫根据地工作的模范党员朱沙一等等。战斗在太行山的“特级战斗英雄”文子全(江口人),从一个讨饭娃成长为八路军雁北分区政治部青年干事,1941年10月,为掩护地委机关及200名群众的安全,年仅18岁的文子全及其33位战友,死死咬住1200多日伪军,全部壮烈牺牲。党的杰出新闻工作者肖炳焜(思南人),毅然参加“青年记者战地新闻服务队”,穿行于晋南中条山抗日前线,揭露日军烧杀抢掠暴行,报道八路军抗战壮举,后任华北《新华日报》社出版科科长,1942年6月牺牲于日寇的“铁壁合围”大扫荡,年仅28岁。从陕北、华北及晋冀鲁豫等地抗日根据地成长起来的一大批干部,如第115师的卫生队长黄健君、第129师通讯班长梁廷举、长清自卫队长房建平、涞河区长李超臣等老八路,他们不仅解放和接管了铜仁,而且成为铜仁建设和改革的重要力量。


  御侮成为全民族的第一使命,救亡成为全民族的第一声音,决胜成为全民族的第一任务,保护祖国版图不破碎,守卫每一寸土不让步。“母亲让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个个是中华好儿男!铜仁人民誓做坚强后盾,“江水滔滔向东流,愿将士们抗日不回头,抗战建国齐凯旋,万古千秋把名留。”前方将士告慰家中爹娘:“儿想在为阶级为中华民族谋解放,为的中国人不当亡国奴……将来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儿荣归故里,父母的面目上也是光荣的。”后方,前方,同结一条心,拧成一股绳,铸成民族的钢铁长城。


  奋勇远征 护卫领空

  民族浩然正气歌

  中国远征军(1942—1945年)是一支为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和打通抗战“输血线”而出征滇缅印抗击日本的英雄部队。它由第5军、第6军、第66军组成,从滇西入缅解英军之围,1942年3月始与日军作战,8月中英联军撤离缅甸。在缅甸石油产地仁安羌战斗中,新编第38师(隶属第5军,师长孙立人,由国民党中央财政税警总团改编,其中有一批铜仁子弟)以其113团之力与数倍于己的日军15师团作战,解救了被困的英缅军第1师。1943年8月远征军改编为中国驻印军。此时,号召大批知识青年参军。


  第8军的82师、103师是贵州兵,铜仁子弟相对较多,这些被称为“贵州草鞋兵”的队伍,虽然装备差,补给少,但作战迅速,英勇顽强,打出了声威。1944年6月,第82师承担对盘踞松山之日寇精锐第56师团113 联队和一个炮兵联队的攻击任务,曾元三(松桃人,后来升任103师师长)率245团和军工兵营,采取对壕作业办法,在敌堡垒垂直下约30米处掘进2条地道,埋下炸药爆破,扫除了前进障碍。此战,日本称之为二战亚洲战场上的一次“玉碎战”,其战报说,“新到的82师及103师主力一齐来攻,敌利用死角靠近阵地前,投掷手榴弹,守兵将其投壕外,阵地周围,浓烟四起,六七百敌人前仆后继展开搏斗,在反复突击,支援射击下,终于冲入阵内展开白刃战,狭窄战壕里的格斗极其惨烈。1309名官兵的245团,此战就有442人阵亡。松山有幸埋忠骨。


  铜仁子弟坚定意志,杀敌报国,立功异域,知识青年踊跃应征远征军。1941年9月税警总团在铜仁招100多人,1942年春以国立三中、省立铜仁师范、铜仁县中学、明德初级中学等校学生为主录取82名,编入新38师的113团,参加了仁安羌战斗,北撤时奉命掩护,收复孟拱、密支那、八莫、腊戌等失地。1944年,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动员令下,铜仁六个县的七八百青年,编入205师614团和202师605团。


  远征知识青年与缅甸、印度等国华侨相互砥砺,并肩作战,视死如归,宁死不屈,他们互道珍重:“天涯方欲异国生,又向天涯别亲人,待等踏平樱花岛,展翅飞来拜娘亲”。


  抗战后方的铜仁,“山岭重叠,冈陵起伏,田畴交错,川润潆流,风景清幽淡雅,民俗质朴敦厚。”1938年4月,以江浙流亡师生为主诞生了有1600余名学子的国立三中,首任校长周邦道先生,确立了“仁实勇毅”校训和“江通云梦,山接蚕丛,同学卢阳带砺雄”校歌,率师生恪守“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革除旧习俗,创造新精神”的准则,抗战爱国教育思想传布校园。1944年4月,又有一批师生远征。


  铜仁上空始终飘扬着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光辉旗帜。1939年3月30日,苏联援华战机1架油尽降落思南城东白鹭洲,同年11月12日,参加南宁保卫战的3架苏联援华飞机返回芷江时因偏离航线迫降沿河城坝坨沙洲,上尉飞行员金角洛夫牺牲。


  1942年11月17日,美国1架援华战机在思南县境七八山坠落。1943年2月,中美混合航空队“昆仑”号飞机1架,从缅甸飞桂林偏向而迫降玉屏城西芧坪河坝;同年8月,中日战机在铜仁县瓦屋及万山、麻阳一带激战,飞行员郁功成在瓦屋安全降落。1944年1月,1架英国飞机在印江县洋溪杨桃湾坠落;同年秋,1架美国飞机在石阡县花桥青杠园迫降;同年冬,美国14航空队陈纳德所部“飞虎队”飞机1架,在德江与务川交界的桃子园坠落,跳伞中牺牲1人,5人生还。黔东民众保护失事飞机,及时救治飞行员,以子弟兵的礼仪相待,并热烈欢送他们归队。


  全民抗战 全民支前

  历史时空真如铁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既拼人力、物力和财力,更是民族凝聚力、战斗力和意志力的较量。保障战时交通生命线和给予伤病将士以精神慰藉,是后方的一大重要任务。铜仁人民自觉担负起抗战的神圣责任,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省吃俭用,牺牲体劳,形成了“一码头一机场一医院一矿物”的有力支前篇章。


  日本法西斯凭借其军事优势,在中国的陆、海、空主权领域大施淫威,滥杀平民,公然挑战人类和平和国际秩序,大半个中国沦入日寇魔掌。海上运输线被封锁,“驼峰航线”遇袭,以及重庆陪都时代的来临,贯注铜仁的乌江和锦江水道的作用突显。1938—1945年间建设乌江航道工程,开辟了沅江—锦江—乌江嘉陵江的水陆运输线,一批军工物资从锦江航运到梵净山下的江口闵孝码头入仓,然后挑到思南的大坝场,从乌江入嘉陵江到达重庆,在重庆第二兵工厂造成枪炮弹药后,原路返回输往抗日前线。仅19411943年间转运物资达2.1万吨。同时,在铜仁、思南设立盐务联运分处,川盐挑运到闵孝,再经锦江到达湖南,19431945年间通过锦江转运的川盐达千余吨。铜仁货船还从辰溪运炮弹、水雷至铜仁码头,搬运入五星庙、何家墥等弹药仓库。1938年10月,沿河县成立船业公司,组织了32只木船,运送兵员到酉阳县龚滩集训,之后开赴前线。铜仁无声地挑起了战争的负担,默默地支援抗战前线。


  由于与湖南芷江机场相邻,铜仁上空也不平静。为缓解芷江空军第九总站的压力,1939年8月至1940年8月间,先后调思南、印江、石阡、岑巩、凤冈、德江等县民工3万余人修建了思南塘头机场。同时,为便于军用物资转运,19371945年,抢修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长达190公里的玉秀公路。在修机场和修筑公路中,民工们开挖山坡,填石铺沙,风餐露宿,战天斗地,不畏牺牲。民工的劳动报酬仅能维持体力之需,完全凭着对日寇的国恨家仇而坚持下来,省溪县下溪、黄道一带农民还主动协助抢修湘黔公路,维修芷江机场。日益觉悟起来的铜仁人民成为后方抗战支前的模范。


  武汉会战拉开序幕后,在未能阻滞日军攻势的情况下,部分机构撤离。1938年10月,军政部35后方医院(后改为106陆军医院)由汉口迁往玉屏县城;1943年11月,军政部荣誉军人第一教养院(有官佐346人,伤兵1040人)由芷江迁驻玉屏;1944年10月,国防部51陆军医院由湖南迁入玉屏,后移交22后方医院接管。与此同时,军政部交通器材总库第9库奉命于1938年1月从杭州、工兵署第9军械总库第3分库于1940年从新晃、军政部驻黔粮秣第27仓库于1943年从铜仁,迁驻玉屏。1944年8月,国立二十中学部分也从芷江迁玉屏。黔东门户玉屏成为铜仁抗战的一个重要窗口。


  万山汞矿工人红心报国,发扬高昂的爱国精神和生产热情,加班加点,挖矿炼汞,生产武器原料。1937—1945年间,年均产汞59.6吨,是抗战前八年年均产量(9.27吨)的6.4倍。这些汞原由铜仁马岩或晃县船运经沅江至常德,再由洞庭湖入长江至上海出口,现不得不改水路为陆路,改船运为人力挑运,人均挑120斤以上,每天行程120里以上,将汞挑至晃县精加工,后倒运贵州镇远、马场坪,再转运广西柳州、邕宁出安南,经香港运往美国。汞是稀缺的硫矿物,经飘洋过海,制作的武器更加精贵,“中国汞”锻造了抗击日寇的金刚之躯。


  抗战历史是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一部生动教科书。在抗日的沙场上,铜仁有数万子弟为国勇战,壮烈牺牲而留下姓名的仅1000余人。在多年前的烈火硝烟中,铜仁人民没有忘记他们,高竖了“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在多年后的历史记忆中,铜仁人民更应铭记这些抗战英烈。


  伟大抗战精神不朽!人民抗战功昭日月!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珍爱和平,吾辈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