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手工业劳动者在旧社会是被人瞧不起的，我们手工业的产品是全国人民必不可少的，但旧社会视我们手工业者为“臭空手艺棒子”。我们辛勤劳动的血汗却被封建地主、资本家等吸血鬼吸去了，只落得“一年四季春到冬，日夜辛苦一场空”，终年为愁吃、愁穿、愁病、愁苛捐杂税“四愁”和关押、勒索等缠身。在黑暗的旧社会里，我们有受不尽的灾难，有数不清的苦衷，我们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人。

　　东风吹散了乌云，太阳终于出来了，她像千万支猛力的火箭射杀了吸血的魔鬼，我们手工业劳动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伸直了腰，从此永远做了国家的主人。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与扶持下，新中国成立后仅仅十年的时间，祖国的民族遗产——我们玉屏箫笛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一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前夕快要人亡艺绝，在党的关怀与扶持下，由个体走上了集体，从生产小组、生产合作社、合作工厂到地方国营工厂，人员由个体生产小组6人起家发展到114人，其中党员6人，团员22人，女工23人。

　　在这十年里，产量由1950年的150对发展到1959年的3.17万对。产值由1950年的250元发展到1959年的4.68万元。在接班人方面，1955年到1959年6月止，培养了学徒79人。产品由新中国成立前的甲级箫笛、乙级箫笛、短笛、口笛4种产品，发展到特制箫笛、特级箫笛、甲级箫笛、乙级箫笛、短笛、口笛、八孔笛、十一孔笛、两用箫笛、三用箫笛，A、F、G三种洞箫、古琴伴奏的三均律洞箫等14种。箫笛由过去不会定调，现在可以做定调箫笛，短笛由过去一个调发展到12个半音的定音笛。图案诗词由过去七八种发展到30多种。厂房由小组时租赁破烂不堪的一间矮屋，到现在能容30来人的宽亮楼房。照明由桐油灯到煤油灯、电灯。职工穿的由新中国成立时千层补巴的老粗布、麻布、卡其布，盖的由过去千补万缝破烂的老式布印花被到现在的花样丝被。过去70%的文盲，到现在能看报、写诗、编快板等。产品销路由新中国成立时与外地断绝后一个没有，发展到产品遍及全国各大小城市。同时，从1956年起开始出口，数量逐年增加，由1956年2500对增加到1万对。

　　以上这些事例是多么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给我们箫笛工人们带来幸福和欢笑，过去那种“家无隔夜之粮”和终年为“四愁”缠身的悲惨生活现一去不复返了。过去那种同行是冤家的人，今天却亲如手足，过去“传子不传女”的很多老艺人、老师傅，也把他们祖传的秘方和生产实践中多年积累的独特技巧，今天公开地传授给了学徒。现工人们生产的劲头，伴随着欢乐的歌声响彻了云霄。工人们生活在如画的境地，这不再是千百年来工人们祖祖辈辈的泪悲，而是满心的喜悦。在共产党的光辉照耀下，艺人们正沿着党所指引的光辉道路快速前进。

　　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玉屏箫笛厂历年从业人数、产值、产量的变化。1949年，职工3人，产量100对，产值300元。（附注：1949—1954年12月止，因销路不好，生产工人大部分是搞副业，所以产量很少。自1955年2月组织起来后，才有正规的计划性生产。）1950年，职工4人，产量150对，产值240元。1951年，职工7人，产量700对，产值910元。1952年，职工10人，产量1000对，产值1350元。1953年，职工13人，产量1500对，产值1950元。1954年，职工14人，产量2500对，产值3250元。1955年，职工9人，其中学徒1人，产量5540对，产值5600元。1956年，职工44人，其中学徒12人，产量1.23万对，产值1.469万元，出口数为2500对。1957年，职工70人，其中学徒15人，产量2.28万对，产值2.785万元，出口数为6000对。1958年，职工75人，其中学徒15人，产量2.9万对，产量3.47万元，出口数为7500对。1959年，职工114人，其中学徒53人，计划产量3.2万对，产值4.68万元，出口数为1万对。

　　从上述成绩来看是巨大的，同时也是极不容易的，是我们几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与扶持下，经过了许多曲折斗争和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中逐渐壮大成长起来的。

　　1951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年，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全县人进行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封建斗争。农民从地主手里夺回了土地，从此以后压在人民头上的封建势力被推翻了，紧接着成立了信用社、供销社，割断了城乡资本主义的尾巴，箫笛工人和农民一样，免除了高利贷的盘剥，生活得到了改善，一家老少得以安居乐业。

　　1951年土改结束后，党中央为扭转国家财政经济恶劣状况，县委和政府号召箫笛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共同钻研技术，发挥集体力量，互助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改进操作方法，达到精益求精，逐步改变贫困面貌。在党的号召下，我与王金山、罗立祥、刘文忠、张仑山、洪以贵、聂凤鸣等16户18人组成了“玉屏箫笛联营制造厂”（当中有原来经营箫笛的商店的11人，直接生产的工人只有7人）。联营厂成立后，由各户的产品、半成品、原材料汇集作换资股金，计120万元（旧币制），采取股金分红，雇佣2名工人生产和看管店面，货源主要向农村的箫笛工人（副业）订货。

　　开始时，联营厂生机蓬勃，向外加邮寄传单宣传，门市部装饰整洁美观，箫笛五彩缤纷，琳琅满目，营业额逐步上升，第一次重庆市购货有200余对。随着人民文化生活提高，箫笛爱好者日益增加，如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地的函购信件日益增加，当时一部分小业主见到了繁荣初景而冲昏了头脑，眼就红了，错误地认为良机已到，不能错过发家致富的机会，于是厂里一部分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形成了一股逆流，脚踏两只船。

　　大部分小业主又保留自己开设店铺，购买半成品加工去卖，与联营厂互相竞争，争夺市场，如洪以贵（厂里副经理）、王金山（工商业兼地主）于1945年后开设清雅旅社，一边经营箫笛发展成工商业兼地主，除自己开设商店经营箫笛外，又积极组织农民、箫笛工人成立“玉屏箫笛工人联营社”，截断联营厂产品的主要来源，使联营厂无法向外地客商供货，造成不当失去信用。另一部分小业主，如罗立祥、张仑山等不仅不主动去搞厂里的经营管理，只顾搞自己的中药业和自己开店经营箫笛。由于小业主们对厂里漠不关心，认为自己投资额少，如有盈余也无济于事，思想上存在着如联营厂好，多得利润分红，如亏损垮台，自营部分尚在，可重整旗鼓。此外，有技术但没有物质基础的手工业工人，如聂凤鸣、杨辉、刘文忠等，积极从各方面维持联营厂的场面，谋求巩固和发展。但因人员很少，力量有限，形成了孤掌难鸣，不得已只好散伙。

　　再一方面，说联营厂对发扬国家民族遗产观点不够正确，错误地认为古老诗词如“清风明月、六律仙音”等不美观，改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等标语口号。这样就改变了玉屏箫笛原有的民族风格，引起爱好者的极大不满，从而出现了滞销，再加上来参加联营的各行业户认为自己没有搞头，眼看联营厂兴旺，而同行是冤家，于是互相勾心斗角起来拼命杀价，降低质量、互相诽谤、攻击等事件层出不穷。

　　基于以上原因，当时由于厂里没有党的核心领导，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所操纵和经营方式不对，仅仅历时10个月的箫笛联营制造厂就这样烟消云散垮台了。

　　继1952年玉屏箫笛联营制造厂垮台后，一部分小业主走向了商业、服务业、中药业。一部分家居农村的，土改时分得了土地回家从事农业生产。仅仅只剩下六七户手工业者勉强维持箫笛生产了。当时摆在这几户手工业者面前的是转业好，还是继续维持下去好，是组织起来走大家富裕道路，还是单干个人发财好？大家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

　　当我们正在十字路口徘徊的时候，1953年党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路线的光辉照耀玉屏后，鼓舞了我们箫笛手工业者。1954年10月，县委召开了手工业劳动者代表会，党指引了我们走合作化光明大道，我参加会议回来传达会议精神后，加倍鼓舞了大家的政治热情。于是，我与刘文忠、杨辉、李凤山、姚源汉、聂凤鸣6人，坚决选择走合作化组织起来共同富裕的道路，经过一个多月的酝酿讨论，选举组长，制定小组章程和各种制度，于1955年2月正式成立由6人组成的生产小组。小组的成立，国家的民族遗产——玉屏箫笛从此开始了她的新生。

　　生产小组的成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是经过了很多复杂的斗争过程。当时在城里，从事箫笛生产的有8户，除我们6人外，还有王金山、洪以贵2户，王金山在土改中没收了他工商业兼地主的80多担田后，就专门经营旅社和箫笛，他的箫笛销路很好，单独成立“王金山”箫笛家庭工业社，和小组竞赛。洪以贵经营小商店，自己开设箫笛店不愿参加小组，想看一看再说。在我与李凤山、聂凤鸣、杨辉等几户的手工业工人，由于过去亲身经历了旧社会黑暗统治时代的遭遇，坚定了相信共产党所指引走合作社道路的信心，迫切要求组织起来。但我和刘文忠二人又害怕巩固不了，像联营厂垮台的下场，思想上也是非常犹豫。同时，家里还有少数产品，想拖个把月把自己的箫笛全部卖了再组织小组。

　　当时不仅是手工业劳动者思想斗争激烈，就是家属思想也斗争得厉害，是参加小组好？亦或是单干好？就如刘文忠的家庭来说，刘文忠坚决主张搞手工业，要求参加小组，但他的母亲和爱人却主张恢复搞旅店业，不愿参加小组，后经过党的反复宣传和教育，思想犹豫和家庭思想不统一的统一起来了，大家愉快地参加生产小组，态度转变表示坚决克服各种困难，保证把小组办好。

　　小组成立后，摆在当时面前最大的困难有3个：一是业务上和外地断绝了联系，只靠门市部销售，维持不了社员们的生活。二是缺乏资金运转。三是缺乏原材料。但这些困难并没有把社员吓倒，组员们凑集股金397元，全部把家庭所有的产品、原材料交到小组，没有生产工具，组员们就主动到家里去拿，同时大家忍着暂时的困难，决议每个组员在半年中从应得工资中抽30%无偿地作小组积累，这样资金困难解决了。再一方面积极生产，印发传单大量向各大中城市宣传和与各文化用品公司联系。由于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下，经过了半年的艰苦工作，终于打开了销路，发展了生产，改善了生活，工资由原来每天6角增加到9角、1元，组员们都穿上了棉衣和新衣裳，组员的生产积极性特别高，都说组织起来真是好。

　　组员们从旧社会残酷的生活中跳出来，走上光明大道，甩掉了过去那“四愁、四怕”，即一怕销路不发达，二怕生产没依靠，三怕抓兵苛捐杂税，四怕国民党勒索压榨。他们回忆原来万恶的统治有说不完的痛苦。现在，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摆脱了原来一切痛苦，组员们自愿延长工作时间，由每天10小时延长到14小时。由于组员艰苦奋斗，1955年底共生产了箫笛5540对，积累资金1000多元。年终结算，提成分红360元，组员们个个都欢欢喜喜地拿着分红的钱回家，多的有36元，少的也有18元。

　　通过一年来的工作，大大地显示出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生产小组就是比单干强，进一步调动了组员们的政治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真是“人往好处走，鸟往高处飞”。小组成立之后，显示了它的最大优越性，很多人都要求参加小组，过去单干的人也到处找人讲情要求申请参加。过去和小组竞争比高低的王金山、洪以贵也只得服输了，要求参加小组。

　　当1955年10月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提出后，鼓舞了箫笛生产小组全体组员和在外单干的箫笛从业人员。1956年1月，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箫笛生产小组一次转为生产合作社，人员由小组9人发展为44人（其中学徒12人），很多过去转到农业、商业、服务业的老艺人、老师傅、箫笛从业人员，都归队申请参加了生产合作社。

　　建社后，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及有关部门（百货公司、供销社）大力支持下，销路得到了扩大，除国内市场外，还销到国外。产品在国内各大中城市举办的展览会上得到了好评，因此，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南京、南宁、长沙、昆明等地的文化用品公司和箫笛爱好者来函订购，选购信如雪片般飞来，产品呈现出供不应求的现象，门市部经常脱销，慕名前来玉屏购箫笛而不能如愿，意见极大。

　　当时由于厂里缺乏经验，制度不全，社领导和一部分社员为了盲目地追求个人利益（计件工资）和单位利益，只强调数量，忽视质量，对顾客不讲信用会影响发展。如2月寄往铜仁、思南文化用品公司的一批货中，就有一部分是乙级材料刻上甲级字画，按甲级货售出；寄往南京新兴乐器行的两箱箫笛就少11对；寄往贵阳文化用品公司150对箫笛中，不仅少装1对，还发现龙凤山水雌雄等混乱装；甚至不讲信用，拖延时间，如3月寄北京宝明斋、桂林正音斋、广州长江琴行等3处的货，拖延了1个多月才寄出。

　　由于不讲信用，忽视质量，粗制滥造的结果，在3月统计废次品达30%以上，顾客来信反映提出批评，说玉屏箫变了，质量下降了，不少顾客提出退货，后在县委和政府的关怀与教育下，特派干部下厂协助，在我和以聂凤鸣（党员）、姚治清（党员兼村主任）姚源汉、（团员）等为核心的领导下，组织群众，团结群众，依靠入党积极分子，召开了社员大会，自上而下地做了深刻的检讨。经过1个多月的深入检查分析批判，从而提高了认识，如艺人李凤山说：“玉屏箫笛是中外驰名的特种手工艺品，是几百年来祖祖辈辈老艺人们心血的结晶，是国家遗产，到新中国成立时几乎绝艺了，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亲切关怀下，生产技术得到显著的发展，人员逐步增加，产品销路日广，艺人们的生活得到了改善，这一下，被这些不讲天良，只顾自己个人利益的个人资本主义思想的人把几百年来的结晶糟蹋了，我们非常痛心，今后我们一定要和这些错误思想作坚决斗争，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有的社员在检查中感动得痛哭流涕。

　　在此基础上，整顿了组织，改造了理事会，建立了各种制度，社员得到了民主分工，发扬了民主管理，依靠群众办社，研究改进了办法。具体有，一是严格执行原材料派发和产品入库检验制度，不合格的拒绝入库；二是由5个技术高的艺人组织技术研究小组专门研究指导技术；三是对社里的业务、财务、生产、教育、文化等工作，根据每个人的特长进行科学的分工负责；四是按新的制作法，分制坯、刻字、成品加工3个车间，对生产按技术特长重新进行调配；五是建立和健全各种制度，每月召开理事会3次，监事会1次，社员大会1次，每星期日早上学习时事和有关文件，晚上开生活检讨会，并规定了上下班制度和请假制度；六是培养发展党员2人、团员10人，加强核心领导和战斗堡垒作用；七是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鼓励社员积极钻研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大搞技术革新。

　　通过整顿后，由于发展了党团组织，使工作得到了新的起色，在工作中由于党（团）员起到骨干作用和核心领导作用，带动了广大社员的积极性，从而呈现了一片新气象。首先，产品质量得到了显著提高，由原来30%的废次品降到1%，获得了各地箫笛爱好者来信表扬，如顾客李燕明同志来信说，玉屏箫笛质量高尚，音阶纯正，声音优美，并刻有龙凤、山水等美丽的图案，更加丰富了箫笛的艺术价值。她还说，我带它走过了五个大行政区，走遍了全中国，不论走到什么地方，同志们见了无不称美。这更加鼓舞了社员们的生产积极性，使生产和技术革新出现了一浪又一浪的生产高潮。

　　在开展社会主义先进生产者运动中，一年来涌现了季度先进生产者，年度先进生产者3人，创造了生产工具2种，试制新产品7种，如老艺人杨辉、李凤山两位同志共同创造了“速便尺码量线架”1个，在制坯工序中提高5倍工效。又如老艺人王金山创造“脚踏磨竹床”1架，提高工效40%，艺人聂凤鸣改造截竹操作，提高工效2倍。刘文忠试制成功调笛3种，改进调笛4种，即C、D、E、F、G、A、B7个不同的定音调笛，并仿制成功8孔、11孔笛两种。

　　社员们经过一年来的积极劳动，改进了工具，增加了收入，扩大了资金积累。1956年贷款8000元，加上社里积累资金3000元，共11000元，修了一幢可容70人左右的厂房和球场1个。社员收入高的达65元，一般的38元，最低的22元，比小组时收入普遍增加了1倍（小组时最高的30元，一般的22元，最低的15元）。病了享受社里的医疗待遇，家庭有困难的社里协助设法解决。在合作社的头一年取得了这些巨大的成就，更加鼓舞了社员们向往着社会主义光明的前景。

　　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给我们箫笛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们带来了幸福，宽敞明亮的厂房、生产车间、办公室、文娱室、运动场、食堂等相继有了，社员们生活在社会主义温暖的大家庭里，生产组比单干强，合作社比小组强，这是箫笛社社员们从亲身经历中得出的结论，事实确实也是这样。

　　生产人员由小组6人起家到1957年发展到70人，生产由1951年700对到1957年发展到2.28万对，厂房由无到有，工资由10多元提高到30多元，穿的由老粗布到卡其布，脚上由草鞋到发亮的皮鞋，一般生活普遍超过了农村富裕中农水平。我经常说，走合作化道路就是吃梯子饭，像矮子上楼梯步步登高。谁说不是这样呢？这也是箫笛社员们内心的话。

　　但事物的发展总是曲折的，在1957年第一季度的时候，少数存心不良的人硬说合作社不好了。其原因是这样，因合作社建立不久，家底还薄，积累很少，当时社里资金只有6150元，库存原料占用2020元，成品和半成品占用1800元，实收货物1360元，基建超支620元，库存现金只有350元。由于资金运转困难，工资暂时发不下来，从而被少数过去生活富裕的人如王金山说：“合作化好是好，工资发不下来，一家人喝西北风。”同时到处点火，煽动人心，在刻字车间进行挑拨说：“一等工占便宜，三等工吃亏。”并对社员公开说他去年入社，是申请参加木器行业，是政府安排他来的。另有少数人对粮食不满，如杨明江说：“统购统销好是好，就是卡死人。”

　　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结合农村开展斗争地、富、反、坏分子的同时，在社里我组织聂凤鸣（党员）、姚治清（党员）、姚源汉（团员）等职工，开展一场要不要党领导，合作社优不优越，粮食统购好不好的大论战。在辩论中，社干、党团员、积极分子列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生活的提高，生产的发展，特别是从小组到合作社以来生产的猛增，生活的提高，用铁的事实驳倒了一些错误论调。聂凤鸣说：“新中国成立前手工业劳动者简直是在地狱里过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党的关怀和扶持，合作化以后，每个人比过去都穿得好，比送亲客还好，住的是高楼，说合作社不好？居心何在？如不是共产党领导，像我们这样的人能有今天这样的幸福生活吗？”

　　我多次说，如不是共产党来领导，我过去是被人瞧不起的，今天能出席贵阳、北京的各种会议，能选为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的委员吗？统购统销后，保证人人都有饭吃，市场物价稳定，这难道不是统购的好处吗？过去粮食掌握在地主、富农、奸商手里，卡死了千千万万穷苦人民，现在说合作化和统购统销不好的人，就是居心不要社会主义、不要共产党领导，想资本主义复辟个人发财，大家受穷。

　　一场大论战，社员的社会主义政治觉悟提高了，社员们把合作化与自己的命运紧紧联在一起，大家深深地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合作化，就没有今天的幸福，也就活不到今天”。

　　在以厂党组织为核心的领导下，掀起了增产节约运动的竞赛高潮。通过群策群力，找到了解决缺乏资金的办法：一是在原缴股金的基础上，增缴股金30%，共计1000元。二是动员社员群众互借互助，号召社员余款存社，按银行付息，由于社员们树立了以社为家的思想，省吃俭用，在姚源长、姚源井、李发友、彭明珍等20多个工人的带动下，共存款430元，增加了社里的流动资金，解决了购买原料的困难。三是依靠群众民主办社，贯彻勤俭经营，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节约原材料，减少费用。

　　在发扬民主管理的基础上，制订节约计划和开展合理化建议运动，采取如下三点措施。

　　首先、注意原材料使用，根据大材大用、小材小用、废材选用的原则，发动社员全体动手。在过去一年来积存的废料中，选出3500根竹子，做成3500支短笛，总值770元，这样既清理了仓库，又增加了生产，节约了原料。同时也增加了社员的收入，消减了停工待料、原料不足的困难。

　　其次、在烤竹子工作上，采用李凤山、杨辉二位同志提出的两人一炉火的办法，不仅提高工效，同时全年节约木柴2万多斤，价值600多元。在抹硝酸上色方面，采纳了郑奕桃同志的泥炉烧火法，全年节约木柴900斤，价值30多元。

　　第三、在生产上开展比先进、赶先进的红旗竞赛运动，同时抓紧对学徒的培养，加强了学徒之间的团结教育，订立师徒合同，包教包学，这样仅6个月的时间，在师徒的共同努力下，60%的学徒提前学成投入了生产，增加了社里积累和收入。

　　由于我们贯彻勤俭办社和发扬民主管理，从而克服了资金困难，巩固了合作社，产品质量得到了快速提升，仅在第一季度，就生产了箫笛4224对，价值4943元，盈余440元。

　　经过了全民整风运动、“双反”运动和“两条道路”的斗争，玉屏箫笛厂的职工和全国职工一样，取得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1958年5月，社会主义总路线在玉屏传开后，我们箫笛社的社员们看到了光明的前景，决心以自己的双手来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乐园。在这不平凡的1958年里，6月由箫笛社转为合作工厂，10月由合作工厂转为全民所有制的地方国营工厂，这是社员们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

　　职工们喜事临门，干劲冲天，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你追我赶，互相比学赶超的生产竞赛高潮，学文化、钻技术、搞创造、搞发明、献计策、攻难关。比出勤、比质量已成为全厂职工竞赛的评比条件和具体行动。

　　“全体职工喜在心，大战之中无弱兵。干劲更比天还大，大小卫星向天升。”“六旬老人永斋翁，生产卫星跨先锋。日日生产抓得紧，赛过英雄老黄忠。”“全厂职工闹革新，好似红花遍地生。互教互学合理化，决心要放大卫星。”“山歌越唱越开怀，生产越干劲越来。我为人人人为我，共产主义早拢来。”这就是工人们写的快板和豪迈的山歌，师爱徒，徒尊师，你为我，我为你，已形成全厂的新风气。

　　在这不平凡的一年中，职工解放了思想，向机械化、半机械化进军，破除了历年来以为不能机器代替生产的神秘观点，职工们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事迹：如钻孔机、通节机、校音管风箱，工艺装饰美术木盒，优美的山水、图案两用、三用A、F、G洞箫古琴伴奏，三均律洞箫，几种定调箫笛12个不同的定调短笛。这些在前人所不敢想的事今天变成了现实。

　　在这不平凡的两年中，箫笛事业有了新发展，产量由1957年的2.28万对发展到1958年的2.9万对，出口方面由1956年2500对发展到7500对，是1956年的3倍。先进人物、先进销售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涌现了33个先进生产（工作）者，试制、改进工具产品等45种。如艺人杨辉同志在1958年大跃进中担任车间组长，除领导搞好小组工作外，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甚至吐血病倒，由于他有坚强的意志，最后终于试制成功了手摇、脚踏钻孔机器各1架，手摇通节机1架，被评为全省先进生产者。我作为厂长，一手抓政治教育，一手抓生产生活，得到全厂职工的肯定，利用晚上和休息时间试制A、F、G洞箫及古琴伴奏三均律洞箫，被评为厂先进工作者。

　　转为国营工厂后，工人们生活犹如在天堂里一样，有着宽敞漂亮的生产厂房，生病享受5种医疗待遇和病假工资。除此之外，工人们还享受着丰富多彩的文娱生活。在厂里有娱乐室、运动场，每当下班和公休假日，在运动场上有许多体育爱好者在打篮球、排球，在文娱室里，有拉手风琴的，有三五成群练习吹奏箫笛的。在厂房周围的树荫下，成对的男女青年在谈论着未来的理想，理想就是自己如何贡献出一切力量建设社会主义。

　　1959年，是第二个五年计划具有关键意义的一年，同时又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这年3月，我出席了全省工艺、美术服务会议，回厂后及时传达了几年来我国工艺美术伟大成就和首都十大建筑及工艺美术献礼产品的意义及具体任务后，鼓舞了全厂职工的信心，全厂职工沸腾起来了，上有76岁的老艺人，下到13岁的学徒，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发言，表示决心要为献礼产品贡献出一切力量。每个职工都有一种共同的感觉，玉屏箫笛历来就作为“进贡”的礼品，但过去是送宫廷享受，人民不得欣赏。今年是献礼产品，是送给我们敬爱的领袖，陈列在十大建筑之一的博物馆里，供全国人民、全世界的来宾参观欣赏，意义非常重大。

　　全厂职工们主动报名，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专门挑选了技艺高深的8位艺人组成了“献礼生产小组”。在生产中毛主席对十大建筑的估价，激励了艺人们的心，献礼产品一点也不能马虎，由4月15日起开始生产，经过艺人们2个半月的精心劳动和全厂职工的共同努力，于6月29日提前完成了十周年献礼产品：特制箫85对，特制笛75对，两用、三用箫笛各20支，8孔笛10支，11孔笛10支，三均律洞箫50支，定音用笛144支，共计277对。

　　在这些精制的礼品中，艺人们设计了许多优美的画案，有象征社会主义阵营欣欣向荣的和平鸽子飞满天，光芒万丈的克里姆林宫和天安门，有风景美丽的山水瀑布等。在诗词方面，有毛主席的诗词，有文天祥的《正气歌》，有郭沫若的《新华颂》，有古人李白、杜甫的诗等等，这些礼品于6月29日装箱运往贵阳。

　　全厂职工除超额完成献礼产品外，还超额完成了1959年上半年的生产计划，产量完成1.41万对，产值完成19287元。现职工们正以豪迈的步伐，冲天的干劲，开展以增强节约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竞赛，大战三季度，争取提前半月完成三季度生产1万对任务，向国庆纪念十周年献礼。

　　10年来，我们取得这些成绩是巨大的，但是我们箫笛厂的工人们深深懂得，这些成绩与10年来的伟大变化仅仅是美好的开始，尤其是全国乐器试验工作会议后，给我们乐器生产单位提出了许多任务，同时和其他兄弟厂比较，我们生产特别落后，很多兄弟厂已实现半机械化生产，但我们厂里由于没有动力设备，一些可以用机器生产的车间如截竹、刮竹、磨竹、钻眼等仍是手工操作，产量特别低。在厂房方面，1956年修了一幢，但根据人员的逐步发展，在目前生产中就极为困难。

　　尽管存在困难，但我们相信，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电气化的实现，我们许多生产工序如截竹、钻孔、打磨等是完全可以实现机械化替代手工生产的，到那时产量将从现在的3万对发展到30万对、300万对，生产生活将比现在提高若干倍。

　　（文稿写于1959年8月，来源于玉屏箫笛厂档案资料，为郑辉蒸在职工大会上的报告修改而成，系首次公开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