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营上古寨开始的传奇人生

密战线的优秀战士

她是反法西斯战场的无畏斗士

透过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

她把忠诚和爱国融入血脉

她就是

从营上古寨走出的传奇女性——王素

1918年11月11日，在织金县龙场镇东南边陲的营上古寨首富王季春家中，新添了一个女婴，这就是王素。

王素，又名王天惠，自幼聪明好学，不受拘束。母亲要她深居简出、工于女红，但她却天马行空，向往外面的世界。

营上古寨地处边远，本来没有学校。王素的父亲吃够了没有文化的苦，他和寨里的开明士绅高薪到织金县城聘请教师来寨子里教书，在村里开办了一所私立学校。后应女孩及家长的请求，开设女班。

1929年秋，王素进入营上私立学校读书。在学校里，她大胆率性，率先剪短头发，先生有过之处敢于直言不讳，屡屡让先生惊叹。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出兵占领东北三省，激起全国人民义愤，王素在省城贵阳读书的两个哥哥把省城各大中学校举行游行、示威、集会抗议的消息传到营上。当年10月上旬，营上私立小学也组织师生上街游行，声援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王素、王天伟、王天环等30多个女学生步行4里多路到镇上参加游行。她们向群众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因当时女孩子都很少抛头露面，她们的行动震惊了镇上的人。王素的父亲一气之下让女儿退学回家。失去了受教育机会的王素决定抗争，她写信给在省城贵阳读书的两个哥哥，希望他们劝说父亲，带自己到贵阳读书。1934年寒假，哥哥们回到营上古寨家中，说服了父亲，王素得以到贵阳读书。

1934年春，王素在哥哥们的支持和帮助下，离别家乡、奔赴省城贵阳求学，从此开启了她传奇的红色人生。

她先在贵阳女师附小读书。1935年春，考入贵阳女中，与秦天芬、张宗玉等成为同学。

受到她们的影响，王素参加了学习小组和讨论会。王素性格内向、办事沉稳，党组织有意识对她进行培养，交给她一些给分散在各学校的中共地下党员传递信息的任务，王素都机警地圆满完成。随着知识和眼界的逐步开阔，王素想奉献青春和力量拯救灾难深重的祖国的愿望越来越强烈。1935年底，经织金籍中共地下党党员王栻和金沙籍中共地下党党员陈德昭介绍，王素加入了国际少年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力量及助手。

王素追求进步的渴望和积极行动赢得了党组织的信任，组织上交给了她越来越重要的任务。根据党组织安排，她以探视亲人的名义，深入监狱传递情报。1937年六七月间，组织上交给她到监狱探望被捕同志——织金老乡王石安的任务。王石安从上海回到贵阳后，继续进行地下斗争，不幸被捕，被关押在贵阳所谓的“第一模范监狱”。根据组织安排，王素以妹妹的身份到监狱看望兄长，每星期探监一次，一方面表达党组织对被捕人员的关怀；另一方面，将外面瞬息万变的情况及时告知狱中同志，便于坚持斗争、配合营救工作。经过党组织的积极设法营救，王石安等人获释出狱。

1937年后，为避免王素在贵阳女中身份的暴露，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她又转到贵阳毅成中学读书。

1938年“二·一九”学联事件中，王栻等人被捕入狱。党组织又指派王素，仍然以兄妹的名义，继续探监传递信息，给王栻送去组织上的关怀。遗憾的是营救没有成功，1941年1月19日王栻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贵州省保安司令部防空洞内。

1938年秋，王素与秦天芬一道从贵阳返回织金，经张宗玉介绍与织金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方献祥、赵百川等人结识，相继参加织金地下党组织在鱼山、三皇宫等地召开的会议，相互介绍了贵阳、织金两地革命活动开展情况。在张宗玉家中，王素了解到中共织金地下党组织经费特别困难，便把从家中带来的5锭纹银及几十块银元及时交给组织，以弥补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经费的不足。目睹省城贵阳和织金党组织活动经费都很紧张，使她萌发了“打官司、争家产、支持革命”的想法。

原来早在1936年冬，王素的父亲王季春就去世了，此后母亲也相继去世，家中留下了一大笔财产。按照民国的法律规定，女子同样享有继承权。王素向党组织汇报了欲诉诸法律、争取自己财产权利支持革命的想法后，得到党组织的支持。1938年，王素请王石安帮助书写征求律师广告，登在当时的省报上。律师徐汉豪见报后，在王石安等人的引见下，乐意帮忙。经多方谋划，借助徐汉豪律师有一个门生张泰阶与国民党织金县政府一个官员有旧交这层关系，徐汉豪让张泰阶一起陪王素回织金打官司。王素一方，既有“势”，又占理并合法，稳操胜券。仅经几个回合，就迫使王素兄长达成分给王素6000块大洋的协议。王素将其中1000块大洋付了律师费，400块大洋给了其他帮忙的人，余下4000多块大洋全部交给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

王素的一生都过得很清贫，她把原本属于自己的财富奉献给了党组织，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1938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贵阳成为由重庆通往香港、缅甸的西南公路交通枢纽和抗战后方的重镇。为了保持大后方与延安之间的联系，经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建立八路军贵阳办事处（交通站），1939年1月贵阳交通站正式挂牌。通过八路军贵阳办事处（交通站），我党转送了大批军需物资，同时也转送了一批批党的干部、党员及进步青年。

八路军贵阳办事处（交通站）由贵州籍共产党员袁超俊担任主任（站长）。袁超俊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找到了贵州省工委的负责同志邓止戈和秦天真，同贵州地下党组织建立了联系，办事处（交通站）的各项工作得到了贵州地下党组织的大力支持。王素被指派担任袁超俊与邓止戈之间的秘密交通工作。

王素的公开身份是八路军贵阳办事处（交通站）聘用的管家。她掌握着地下党组织网，清楚每个成员的所在之处，但她不能和组织之外的任何人发生联系。白天，王素得像真正的管家一样工作，打扫卫生、洗衣服、买菜、做饭，管家分内的事都得做。当有秘密情报需要传送的时候，王素就装作买东西的样子出去。

后来，国民党加紧了对八路军贵阳办事处（交通站）的监视。为了保障安全，王素搬了出来，暂时住在一个朋友家，因朋友的父亲是一个富商，国民党特务一般不会搜查她家，因此相对安全。

她依然担负着秘密交通工作，冒着生命危险，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每一项任务。1941年1月，八路军贵阳办事处（交通站）被国民党查封。两年间，八路军贵阳办事处（交通站）圆满完成了南方局指派的各项任务，为争取抗战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而这其中，与中共贵州地下党组织的支持配合密不可分。王素作为机要联络人，更是堪称功臣。

在八路军贵阳办事处（交通站）工作期间，王素与中共贵州地下党领导人秦天真、熊蕴竹等战斗在一起。从战友们的身上，她学到了很多东西，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经熊蕴竹、袁超俊介绍，她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共党员。

1940年4月，党组织通知王素和秦天芬等人立即撤离贵州，到南方局报到。王素等到了重庆，暂时住在八路军办事处红岩村。随后，她与秦天芬搬到临江顺城街，以表姊妹关系，住在重庆地下党党员竹泽溪家中。

后来王素与秦天芬租了房子，但租的房子也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中毁了。初到重庆，她们生活过得极为艰苦。但是，为了不给组织增加负担，秦天芬找到了一份文职工作，王素则主动去报考“中华职业学校会计班”，自食其力。读了一年书之后，党组织恢复了王素联络员的工作。

由于王素的工作具有高度的机密性，她和党组织是单线联系，她的上级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的助手张晓梅。1941年，党组织决定王素离开学校，与一个名叫李伯伦的同志假扮夫妻，在重庆市渝中区马蹄街建立秘密联络站。

李伯伦的公开身份是商人，在百货公司做生意，每天晚上回家后，都要把算盘珠子拨弄得很响，高声谈论生意上的事。王素则装作家庭主妇，大多数时间呆在家里，其工作主要是为直接联系人传递信息。王素在家里设置了很多暗号：如总是在窗帘上打一个红色小补丁，如果情况不对，就把小补丁拿下来，警示同志们不要来。他们经济上十分困窘，但要与公开身份相匹配，不得不佯装阔绰的样子：买来一些猪油放在醒目的地方作道具，其实根本舍不得吃；又买了一些空的糖盒子摆在家里。而实际上他们餐餐吃的基本都是水煮白菜。直到后来组织上安排王素到糖果店工作，每月有了固定的工资后，他们的经济状况才有所好转。但王素总是留下够吃饭的钱，其余的工资都交给了党组织。

如何保管党的机密文件是王素特别烦恼的事。当时重庆的老鼠特别饥饿，见什么咬什么，她只好在桌下自钉的夹层中、壁缝处藏文件，而且还得经常挪动。尽管他们特别小心，一次警察还是来到了他们住的小院里。王素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要是警察进屋，她就把机密文件吞进肚子里，所幸警察没有进屋。

1941年秋，重庆“大隧洞”惨案发生后，有几个鬼鬼祟祟的人，幽灵般地在联络站附近晃来晃去。王素发现后，急忙拉开窗帘、拿下小补丁，向前来联系的同志示警，保护了同志的安全并利索地取出重要文件，作好应急处理，确保党的文件安全。

随后，王素接到组织的紧急通知，要她立即撤出党的地下机关。此后，由于张晓梅没有通知王素就回了延安，王素与地下党组织暂时失去了联系。

整整3个月，找不到党组织，王素像断线的风筝失去了方向。终于在焦急的等待煎熬中，王素等来了亲人：邓颖超大姐派人找到了她。邓颖超把王素安排在中共创办的新华书店工作。由于长期的奔波、缺乏营养、睡眠不足，王素患上了营养不良和贫血症。党组织安排书店的战友将她送进重庆天官府街医院救治，医生诊断王素最多只能活3个月。同志们纷纷筹钱，让她吃上有营养的食物。医生说王素需要吃肉和鸡蛋，同志们就给她买红烧肉吃。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在战友们的精心照料下，王素终于康复出院。她欣喜地说：是党组织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正当广大人民欢欣鼓舞、热烈庆祝胜利的时候，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他们在各地制造事端、残害人民，企图实行独裁统治，继续把中国引向黑暗。此时的山城重庆，阴云密布、山雨欲来，发生了反动当局暴力捣毁《新华日报》报馆等事件。全国局势急转直下，党领导人民采用“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国民党反革命的两手。这时的王素，已调“星庐”接待室工作。

“星庐”是一个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阴谋的重要阵地，它是《新华日报》报馆被捣毁之后的办公地方，设有编辑部、报馆以及书刊的邮购、发行机构，同时还肩负着各党派代表团、办事处对外联络的重任。王素的具体任务就是做好接待室的收发工作，此项工作看似单纯，实则充满着血与火的考验。为党的新闻事业而战，为向全国、全世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的罪行贡献力量，王素无比自豪，信心百倍地投入工作中。

全国解放后，王素与其他中国女性一样，终于彻底摆脱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奴役，在政治上获得解放、经济上获得翻身，看到自己为之不懈奋斗终于建立的新中国，她感到自己拥有了骄傲而自由的呼吸。

王素积极参加重庆市地方新政权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继续投身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洪流中。解放后，她一直在重庆市政府任职，为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呕心沥血、奋斗不止，直至离休。

上世纪80年代初期，贵州省县级以上地方党史资料征集机构相继建立。为了对历史负责，王素不顾年老体弱，从重庆辗转来到织金、贵阳等地，在自己从事地下工作的地方，提供了较为翔实的历史见证，为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存史、资政、育人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充分展示了老一辈革命者的崇高境界。特别在为征集党史资料回到贵州时，她见到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的老战友——徐健生（时任贵州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秦天真（时任贵州省副省长），并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战友重逢

2005年，党的优秀女儿王素走完了她传奇而光辉的一生，她为党的事业作出的贡献将载入史册。她的名字耀亮在历史的长河中，让信仰的光芒普照大地。［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中共织金县委党史研究室（织金县地方志办公室）的大力支持， 特别是刘洪军老师提供了珍贵的图片，特此致谢！］